一位资深的媒体从业员，在其社交媒体说，自己在等待采访记者汇报内阁会议内容时，就已经听到邻桌的年轻人高声跟同伴说，内阁部长减薪10%，还调侃自问这年头还需要记者吗？
这个问题，也是许多还在新闻线上从业员，或媒体系学生不断出现的疑问。这就得回顾一下，我们过去及现在，是怎样诠释“新闻”和看待更具时效性优势的社交媒体了。
我们接触的新闻资讯有变有不变的，变的是接触新闻资讯的多平台及时效性；不变的，是我们对新闻内容的需求及互动。制度化的新闻学当然是来自美国，尤其在70年代水门案事件，新闻学的重要性达到了巅峰，衍生各种新闻学以外的功能，包括新闻监督、第四权、教育、守门人、娱乐等功能。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资讯高速高路总是让人们对这个新科技产生无限的想象空间（有人说是第五权）。我们的社交媒体重回媒体学所指的公共论域（Public Sphere），也就是以咖啡馆为比拟场景，允许更多公共知识分子说话、交流及散播讯息、思想及观念的平台。
社交媒体的崛起，与公民参与政治讨论当然对社会是正面的。只是近这几年来，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现象。许多所谓参与政治讨论的网民，把很多政治课题及事件看成是单独及简单的对立。新闻事件似乎没有前因后果，只有正反双方两个立场，绝不容纳多种立场，也不存在“在之间”，或“在以外”。
举例，大马律师公会主席乔治瓦鲁格斯日前就发表了文告，针对警方在搜查贪污嫌犯行动时，外泄各种调查案件的资料、照片及短片。乔治瓦鲁格斯的理由，是基于捍卫宪法下每个人都享有的权益，不能基于前朝政府过去不良的记录，以此剥削受调查对象作为一名国民的权益。
这番言论，当然招致网民各种恶毒咒骂，有者甚至连律师公会主席是谁也不知道就胡乱留言跟风臭骂一顿。这是网络时代单独及简单的对立讨论的经典案例，知道与知识两种不同的境界。
律师公会做过什么？他们曾经站稳立场：公开要起诉纳吉干预1MDB、蔡添强被拒提名是“选委会错了”、谴责选委会不合理的限制候选人竞选等......若我们都可以去社交媒体化现象，认真思考律师公会过去及现在的言论及立场，这批专业人士其实一直以来都在维护一个法治的体制。
我告诉我的学生，连律师都可以被霸凌的网络年代，我们每天若在意网络怎样批评你的话，就根本不用做新闻从业员。回归媒体的本质，新闻从业员就是要有独立于群众的勇气，在身处这个资讯消费的时代，更要站稳新闻学逐渐消失的专业职业理论，要求正确的新闻，而正确的新闻需要时间查证，尤其是面对刻意造假的消息来源，或片段的事实更是一大挑战。
这是后真相时代，更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只想听到自己想听到的讯息。专业的新闻处理不及任何人一个即时短讯的速度，然而追求快，错误一堆，有良知的会道歉，有的索性就用更多错误来掩盖，扭曲世界的样貌。
这不正是我们电子化，丢弃阅读及不想花点时间理性思考的后遗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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