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到钱的商人朋友，蠢蠢欲动想要出来搞政治，问了我的意见。
我问他，什么理由要出来从政？
他说，他在商场长袖善舞，在政商界吃得很开，而且经营有道，不像现在的政客般导致国家许多业务亏损连连。
我又问，怎么亏损连连?
他拿出他的计算机开始计算，你看MRT的工程计划，传言耗资约500亿令吉，现在政府公布乘客量最高峰时期达到14万人一天，换句话说，以现在的MRT人流量，政府为每名乘客花费约36万令吉，根本是个赔到烂的买卖。
他这种商人式的买卖盈亏计算法，以获益或受惠人数的方法来衡量得失暂且勿论对错，这是一种治国的主张、主义或政治的意识形态，很多政客也是以这种主张来治国的（甚至有者用来攻击政敌）。
这其实是英国哲学家本登提出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即社会应该追求最大或最多的幸福，也就是说任何的公共行政的利益评断标准，是以最多数人的福利为最大考量。
这种功利主义认为可以计算公共利益，即将一件公共行政决策如MRT、铁路、医疗、教育等，衡量在每个国人的身上，计算每个人获得的幸福及利益，最后得出一个整体社会的幸福值。
比较争议的，是我们如何去定义最多人数的幸福。我国这么多年来，走的路线就是这种最多人数幸福的“功利主义”。可悲的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核心体制是以“种族”，作为衡量大多数人数幸福的定义。
当社会、公共、国家利益是一个可以加减的概念时，公共行政者为了可以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当然不能避免地必须要牺牲少数人的利益。
“功利主义”在我国走了60年的今天，我们也是应该思考这种政治主张，是否真能提升每个国人的幸福及生活素质。7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愿意是要消除大部人的赤贫问题，提升大部人（土著）参与政经文教的参与及发展的机会。
但是，我们都知道，为了一己私利的政客，多年来以“国家利益”之名，也以“社会、公共、族群”冠以名之，目的就是为了要摄取政治权力，伴随各种企业公司的庞大利益，在公益的旗帜下，或敲诈勒索、滥用职权、挪用公款、朋党垄断、贪污腐败等，都在腐蚀着我们这个爱护的国家。
为了更美好的将来，我们需要改变这种局面。打破种族政治，就是要改变这种功利主义的治国方向。一个公共政策或行政的决定，不应该只单纯取决于其结果或后果（ends），我们也应该考虑到这个决定背后的动机（intention）。
种族主义的政策本来都不是普世价值，不管受惠人数多么的庞大，这个国家走了60年后，其后果已经证明了这种治国核心根本行不通，民心不在，人与人之间互相猜忌，3千多万人口不算多，再加人心分裂，如何与他国竞争？
承接回与商人朋友的对话，我告诉他，他的这种功利主义计算法忽略了公共行政决定背后的道德规范与其动机。兴建大型的公共交通计划，或许短期内会被认为亏钱，但是其背后推动的加强公共交通系统、商务之间的联系、减少私家车排放的废气等宏观好处，都是功利主义拥护者无法，也不会算出来的。
从商成功是值得尊敬，但从政又是另外一回事。两者混杂一谈，或衍生如特朗普这种不懂状况的行政者，或更可怕的是我们经历的那种公私不分的政客。
两者都误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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