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分选区，成为最新的争议，也加紧吹响了大选的节奏。
这原本就是宪法赋予的职责，如今却成为了朝野双方各自表述的政治问题，甚至竞选主题的工具。
在野的，经历执政锤炼的混乱中，好不容易终于找到一个“救生圈”，暂缓自己陷入各种内乱及笨拙管理的问题。（你可以预料从现在开始每天有人讲，每个礼拜分多集来讲，直到群情激昂。）
当官的，更是陷入“冷气办公室思维”，仓促划分选区，与那些不受欢迎的恶法如出一辙，又是一个自认为偷天换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政绩。
政党说，这是一个将马来选票集中给马来候选人，华人选票给回华人候选人的做法。
背后的逻辑就是，马来人大部分都是支持政府，华人全部都是反对票。问题是，乡村大部分的马来票，简单通过划分选区，就能增加胜选？
这取决于两个条件，一，当官的，在国会里是否拥有足够的议席（三分二大多数），来划分或增加新的议席。这又是一个漫长的政治博弈游戏。
二，我们的选民结构，也就是这个社会是否还处于二三十年前的生活方式，如泰国般搞妥城市外围的乡村农民，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已故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在至今影响甚大的著作《下一个社会》就指出，社会人口结构改变了社会。尤其是这个“知识”为主的社会，与二十世纪末年的社会出现很大的不同，新社会有前所未有的构成因素，其中大部分已经迅速出现了。
所谓的FELDA土著票，从结构上的人数参与已经远远衰落了。可以开垦的土地数量也乏善可陈（更重要的是已经企业化让部分人富裕），更何况需要人数众多的劳力工作也已经由外劳来取代。
新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子弟可以做的是，学好更优秀的管理工作及接手家族事业，知识化及机械化后其实并不需要很多人数。
大马过去十年的大选经验显示，人口趋势为老牌政党带来相当大的变化及难以预料得到的直接影响。
例如，在2008年对国阵带来极大冲击的新选民，如今国家、经济及社会问题是否能改变他们当初的想法及决定？2013年投反对票要维持两线制的出来工作数年了，是否有觉得社会变得更好了？
还有加上这次的新选民人数，上世纪90年代末出生的婴孩如今全部已经成为合格新选民了。人数不公开透明，其实成为学者理性研究新趋势的最大障碍，当然最后也影响了当官的判断，吃上了自己种下的因果。
当我被做官的认为长期居住在乡村，就会对当官的高呼“Jasamu Dikenangi”的时候，我那长期在吉隆坡或外国工作，饱受各种经济压力、社会不公及政经文教问题的孩子回家哭诉。故事的后续发展如何不用我多述，如果还不下药对症，结果还是会重蹈复撤的。
因为，下一个社会已经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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