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发展公司的国情不同

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很喜欢用一句“国情不同”来诠释很多课题。

但是，什么国情不同，大家似乎又各说各的，有说宗教，有说种族，到最后就是没有一个说法。

曾经领教过政府体制内的“国情不同”。

某个年轻政府官员，接获上司指示，处理非法屋搬迁，让路给政府交通发展计划的问题。根据一般惯例，政府会给予“搬迁费”，限定居民在特定期限内搬走，否则政府就会强硬拆除这些非法屋。

这是“纸上谈兵”。实际上，年轻官员在与非法居民交涉后，复杂的问题是难以想象的。

“我家自 60 年代居住在此地，现在一家三代住在这里，我们没有其他家了，你要我们搬等于要我们全家死给你看！”

“要我们走，可以。我要政府赔偿一个房子给我们。”

“神庙的这棵大树下，依附着我们的大神，而大神告诉我，我们不能搬走，会危害整个社区的安全。”

年轻官员又发现，某些群体的居民后来获得了某些“大人物”的插手撑腰，并向居民许下承诺会向政府要求提高赔偿金。其他没有获得撑腰的群体纷纷觉得不公平，鼓噪要求更多，更多的官员需要被派下场安抚及磋商，到最后政府承诺要赔偿现金或/及房屋，闹得轰轰烈烈的事件才告一段落。

遇到这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国情下，你会怎么做？

年轻的官员有次出差邻国新加坡，有机会请教该国的一名年轻部长，如果是新加坡遇到这个问题，他们会怎么做？

新加坡年轻部长很诧异我国如此的处理方式。他举例新加坡在60/70年代处理大批非法屋的经验，在短期内就成功完成艰巨的非法居民及工业发展问题。

“一开始，你们的方向就有误了。搬迁费根本无法起到作用，每个人都会要求不同，要多少才算合理？新加坡的做法就不一样，我们跟非法居民的商讨方式是，如果你不搬迁，是可以的。”

“你说你祖宗住在这里多年了，是吗？你拖欠政府的门牌税、地税就从那个时候算起。60年代计算起的话，政府宽容不计较通货膨胀，每年拖欠的一千几百块就会演变成几万甚至是几十万块。你还了，然后再重新用市价来买回这块土地，这就是你的了！”

两个国家，一海之隔，国情相差十万八千里，效率及结果当然也是一样。那项所谓的政府交通发展计划，从当初闹了个风风雨雨，至今过了6年连个牌匾的影子都没有。

所以，你能想象，为何新加坡在调查瑞意银行涉及1MDB洗黑钱案件上，可以在短期内采取风行雷厉的行动，先后提控涉案人士，有史以来再查封整家银行。该集团银行事后并没有嚎啕大哭指新加坡政府不公平、滥权、独裁、有鬼（或其他更多你可以加之罪的修辞），大批管理层纷纷落马，等候司法审判的来临。新加坡以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是不容许非法资金利用该国金融体系来“洗黑钱”。试问，如果你是正大光明做生意，国际公司及机构还可以不对这个国家产生信心？

一马发展公司在马来西亚就很不一样了，剧情发展就像肥皂剧般高潮迭起，从成立特工队调查，到自动解散，调查人变被调查人、被调查人变失踪人，事后公布出来有人要负责，法庭档案至今仍然看不到任何一马公司的踪影，连接手的总检察署长也惊讶自己可以生存至今。

我要再次强调，这是国情不一样。

（注：本专栏作者未来三年内想要带宝宝出国旅行见识，在此自我阉割部分文，读者谨慎阅读判断益脑，过度诠释伤身。）